散文||耙红薯的记忆

耙红薯的记忆
郭怀福||北京
上个世纪六、七十年代,红薯是我们那一代农民的主要粮食。记忆里,老家的农民主要种植红薯和玉米,而红薯又是农民度过冬、春两季的“救命稻草”,没有红薯,真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。
霜降时节,农田渐失生机。那些经不住霜打的其他农作物早已入了粮仓,只有红薯依然孤独地留守在地里,继续着它的生长。一场秋霜过后,原来墨绿色的红薯叶都被染成了黑褐色,红薯似乎一夜间失去了生命的色泽。但在农民眼里,蜷缩着的红薯叶落在垄沟里也是宝贝,人们手拿笤帚把薯叶扫得一干二净,这可是喂猪的好饲料啊!
红薯半年粮。我三叔是多年的生产队长,对农事是行家里手,还总是亲自带领社员下地干活,事必躬亲。在社员的心目中,我三叔很有威信。三叔一声令下,看看吧,生产队的红薯地里挤满了男女老少。年纪稍大些的用镰刀割红薯藤,年轻的劳力用大锄挖,他们配合的相当默契。挖红薯是一种精细活儿,会挖的一锄或两锄挖下去,一个个红彤彤的红薯就被整个兜出来,不散不伤,煞是好看。不会挖的,两锄三锄挖下去,不净不说,而且挖出的红薯尽是伤口,齐齐的创面向外渗着乳白色的汁液,让人深感遗憾和惋惜。如果有人接二连三的把一块块好端端的红薯切成几瓣,人们就发笑,笑声活跃了气氛,冲淡了人们劳作的疲劳和生活苦涩。当然,那时最高兴,最无忧无虑的还是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。我们头上戴着用红薯蔓编成的帽圈儿,嘴里嚼着用衣服角或红薯蔓擦去泥土的红薯,在地里跑来跑去,常常为谁的父母挖出的红薯块头大而喋喋不休。有的干脆顺着父母挖出的红薯垄到前面去找蘑菇大的地方,猜想下边的红薯到底有多大,盼望着能拿到第一名,好在小伙伴们面前炫耀显摆。现在想来,挖红薯之所以能引起我们那么大的兴趣,全在于它的块根深埋在地下,这一部分的大小又可以在地上显现出一点半隐半现的迹象,引起了我们极强的好奇心,不像落花生,把果实全部隐藏起来,让人看不出一点端倪,也就少了我们猜测的兴趣;也不像玉米、谷子,把果实全部展示出来,让人一览无余。
红薯挖完之后,生产队长便按一家一户的人头、工分来分红薯。红薯分到各家,人们就挑选好的红薯放入地窖,有镐伤的红薯就擦成白薯片晾干或蒸熟后再切成片在房瓦上晾晒,这时你看吧,每家房顶上简直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,也成了麻雀们每天的大餐。
我常忆起耙红薯的那段童年时光,红薯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特殊符号。其实,耙红薯是拾荒的一种。每每想到“拾荒”这个词,我脑海中就浮现出苍茫,空旷的田野和孩子们在田间地头弯腰低头、细心搜寻红薯的样子,就暗暗地佩服起先发明这个词的人。那个年代,我们什么都拾,譬如拾柴火,拾麦穗,拾玉米等。而拾红薯对我们来说有一种别样的吸引力。放了学,把书包往家里一扔,扒着水缸喝上几口凉水,小伙伴们便三五成群,争先恐后地跑到翻挖过的红薯地里去了,一锨接一锨地挖起来,一锨下去,总盼着能翻出一个惊喜,一个欢笑。尽管已是深秋,天气已凉,小伙伴们却个个干得满头大汗,把褂子脱下来,架在自己的编织筐上,甩开膀子挥锨猛掘,直到天黑得再也看不见了,才比比看谁挖得多,嘴里还嚼着红薯奔回家去。直到地上霜冻的时候。队里的红薯地几乎被我们翻了遍。
说到耙红薯,有一件小事,我至今不忘。那年我刚十来岁,一天下午,到生产队的一块红薯地耙红薯。那块地显然已被人翻过,红薯少得可怜,连小拇指大的红薯毛毛都少见。天快黑了,才拾到几块红薯。我们回家的路上,走到生产队场院旁边,有个年龄大点的小伙伴看了看旁边的红薯窖,说出了一个让我现在想来都惶恐不安的办法。我的任务是负责放哨,空荡荡的场院静得可怕,我提心吊胆的东张西望着。不一会儿,半筐半筐的红薯被提了上来。那个带头下地窖的小伙伴,按人数把红薯平均分成几堆,临装筐,他还和小伙伴们互相拉了勾,发誓谁也不能把秘密泄露出去。那一次比我以往耙的红薯多了好几倍,背起来沉沉的,压的我直不起腰来。回到家,母亲问我红薯在哪块地耙的,咋这么多?我脸红红的,支吾着说了生产队另一块地的名字。好在母亲并没有注意我的神色,也没深究,只是叹口气,说:“有的社员拿着队里的东西太不当回事,丢下这么多,多可惜!”当时我不敢正视母亲的目光,心里像压了重重的秤砣。这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让我愧疚的事。
今天,红薯作为农民主食的时代,已经一去不复返了,但耙红薯的场景却让我终生难忘。
插图/网络
作 者 简 介
郭怀福,北京密云人,自去年7月至今先后在《作家荟》《邺城文学》《文斋堂》《今日作家》等文学平台发表散文、诗歌、小小说、杂文、随笔共60余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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